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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自《我的看戲隨身書》

第三章 人們一思索，上帝就發笑 悲劇·喜劇·莎士比亞

看喜劇的時候，
我們是在俯瞰著渺小的人物不斷出錯。
看悲劇的時候，
我們是在仰望高大的靈魂受苦。

喜劇和悲劇是劇場藝術的兩個大宗，悲喜劇則可以說是前兩類的混合及延伸。
關於喜劇和悲劇的定義與關係，我曾聽過最簡潔而鞭辟入裡的說法之一，來自於「屏風表演班」藝術總監李國修的口中：「看喜劇的時候，我們是在俯瞰著渺小的人物不斷地出錯。看悲劇的時候，我們是在仰望高大的靈魂受苦。」
「俯瞰」和「仰望」這兩個字所代表的形象，似乎也反映出喜劇與悲劇和觀眾之間的關係。看喜劇的時候，我們因著距離和制空優勢，可以安全地看著越想解決問題就越出錯的劇中角色，而笑得前仆後仰；欣賞悲劇的同時，我們在心靈受苦的人們面前顯得渺小無力，而幾幾乎只能落下眼淚。
美學家朱光潛在《文藝心理學》裡面，曾舉出某位法國文藝批評家對喜劇和悲劇的看法是：悲劇和喜劇都一樣是在描寫旁人的災禍。
這些災禍如果是可笑的，就叫做喜劇；如果是可怕的，就叫做悲劇。悲劇和喜劇所生的愉快程度雖有深淺，但人們同樣是以幸災樂禍的態度觀之。
這段話聽來或許有些令人一時無法接受，不過在首演版的「那一夜，我們說相聲」裡面，李國修有一句話倒是很立體地反映出相同的道理：「當有人笑的時候，就表示有人受到傷害。」看到這裡的時候，我們發現觀眾大笑不已。李國修接著又說：「當別人笑得越厲害的時候，就代表這個傷害越深。你們笑得這麼厲害，你們好殘酷啊！」
這段話一落下，觀眾更是笑瘋了。

「那一夜，我們說相聲」

悲劇與喜劇／衝突與矛盾

悲劇人物的受苦確實可以解釋成他們是「受到傷害」，這個傷害源自於「衝突」。我們在談到「戲劇結構」的時候，曾經提到「衝突」是戲劇開展的基礎點。造成悲劇的「衝突」，可能是劇中人物的性格使然、可能是命運的作弄、更可能是環境或時代所造成的。
莎翁名劇「哈姆雷特」主人翁猶疑不決的性格使得他遲遲無法一雪殺父之仇，京劇「陸文龍」主角長大成人後才知道撫養他長大的義父正是他家的仇人；「推銷員之死」的主角威利勞碌一生，卻逐漸為社會所淘汰，並在最後走上自殺之路──悲劇的衝突性，往往像是黃俊雄在史艷文布袋戲裡旁白口頭禪的寫照：「一切都是時呀，運呀，命呀！」

亞瑟．米勒的「推銷員之死」

喜劇的戲劇結構中也會有「衝突」，只不過它並不像悲劇那樣著力於內在的心理衝突，而是在劇情與劇中人物外在語言或形象上的「矛盾」下工夫。
俄國劇作家果戈里（Nikolai Vasilievich Gogol）的「欽差大臣」The Inspector General，主要是講一個無賴到了一個眾人期待欽差大臣到來的小城，他順勢而為地享受了所有的阿諛奉承與榮耀。無賴所捏造的故事和眾人想盡辦法拍馬屁的過程與醜態，讓觀眾大笑不已。至於形象上的矛盾，如莎劇「如願」中的主人翁為了躲避婚約而男扮女裝就鬧出了許多笑話；更別提我們只要看到一胖一瘦（如「勞萊與哈台」這樣的組合）的搭檔就想發笑的自然反應了。

「如願」

喜劇和悲劇在本質上最大的差異，在於喜劇具有先天性的「無傷害原則」：劇中人物行為再怎麼耍寶、言語再如何地富嘲諷、情節再怎樣的曲折荒謬，卻大抵都不會讓劇中人獲致嚴重的傷害。即便是有傷害，最後也可能成了笑點的伏筆，而不會導致觀眾的不悅。
悲劇之所以能讓人感同身受而落淚，主要是因為我們對於劇中人物和情節的「認同」──我們和劇中人物是某種「患難共同體」。在欣賞喜劇的時候，觀眾和劇中的情節與人物是有一定距離的；很多時候，我們是因為可以「安全」地游離於外，而開懷地大笑。

喜劇．悲劇．悲喜劇　

　著有小說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》的捷克作家米蘭．昆德拉，很喜歡一句猶太諺語：「人們一思索，上帝就發笑。」他在獲頒一九八五年耶路撒冷文學獎的授獎典禮上，甚至就乾脆直接用這句話來作為演講的題目。
為什麼人們一思索，上帝就發笑呢？
因為人們越思索，真理離他越遠。人們越思索，人與人之間的思想距離就越遠。因為人從來就跟他想像中的自己不一樣……那些既不懂得笑，毫無幽默感的人，不但墨守成規，而且媚俗取寵。他們是藝術的大敵。
昆德拉的這個指證提出：藝術創作需要發揮絕佳的想像力，想像力的母親是幽默，而非理性。一位十八世紀的美學家也曾對喜劇提出類似的見解：「當人們開始思考的時候，世界變成了一齣喜劇；當人們開始去感受的時候，他所處的世界變成了十足的悲劇。」
人們越是用心去感受，越能對悲劇性有深層的體會；當他有距離地去觀看喜劇人物的世界，他越會因為其中的種種矛盾而開懷大笑。將悲劇和喜劇混合起來的作品類別，則被稱作為「悲喜劇」。
悲劇裡的故事發展，通常是劇中人由好運氣。

引用網址：http://www.bookzone.com.tw/Publish/excerpt.asp?bookno=GB148